北京和上海，是中国最最重要的两座城市。
一直以来，外界都视北京距离上海的经济体量在慢慢缩小。
2002年，北京的GDP只有上海的58%，差距非常悬殊。然而二十年后，北京已经追到上海的93%，几乎可以说是并驾齐驱。
以至于有人大胆猜测，再过十年，北京就要超过上海了。全国经济中心的位置，真的会迎来百年大巨变吗？
事实上，在有些指标上，北京反而是离上海越来越远的。
2016年，北京的个人所得税规模占上海比重还是96%，相差仅仅53亿元。
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二者的差距正显著拉开。2021年北京对上海的个税占比缩到87%。到今年前三季度，北京的个税已经比上海少了381亿元，占比继续锐减为80%。
要知道，个税是目前各个城市里仅次于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，是直接反应居民收入状况的有力指标。
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，北京就被甩开好几条街呢？难道上海人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北京人了吗？
过去几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众所周知，个人所得税是一种共享税，60%上缴中央，40%留存地方。
作为国际金融中心，上海以占全国1.7%的人口，足足贡献了占全国16.4%的个人所得税，可以说是妥妥的“个税第一城”。
在全国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0.4%的情况下，上海再次彰显了“经济老大哥”的实力。
而个人所得税的构成包括12个部分。分别为：
1、工资薪金所得
2、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
3、劳务报酬所得
4、稿酬所得
5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
6、利息股息红利所得
7、财产租赁所得
8、财产转让所得
9、偶然所得
10、综合所得
11、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
12、其他所得
通过查阅2018～2022年的《中国税务统计年鉴》，笔者发现了一些颇有意思的变化。
｜2017年-2021年（从上到下，单位：万元）
跟全国大部分城市一样，在北京和上海的个税贡献中，大概有超过70%来自于工资、薪酬所得。但要是你以为北京和上海个税差距的扩大，主要是因为薪酬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两地这一项的差值，在所有的个税差值中，占比是在缩小的。
关键的变量，其实是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、财产转让所得这两项。
我们先来看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。
从2017～2021年，北京的个税规模中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增速仅有61%，而上海却高达167%。
以至于北京的生产经营所得，对当地个税的贡献比重一直维持在2%，而上海则从4%增加到了9%。
这种差距是怎么产生的呢？
从从业人员的数据上来看，北京2017年还有54万个体工商户，到2022年11月减为42万户，减少了22.2%。同时期，上海则从36万户增加至50万户，增加了38.9%，历史性地超越了北京。这一降一增，肯定会对两地的个税发展产生相反的影响。
所以，想要搞清楚钱的变化，可能就必须先弄明白人的变化。为什么同样是两千多万人口体量的超大城市，北京在减少而上海在增加呢？
难道是因为北京比上海更冷，所以影响了个体户的生意扩张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因素，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
首先是城市规划。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，在上海你能city walk，而到了北京，你就只能city ride了。一词之差，大有乾坤。
最重要的区别是城市空间规划迥然不同。一个是“窄街密网”，一个则是“宽路疏网”。一个深受欧美人的影响，一个出自苏联专家之手。
今天的北京，是世界上平均路宽最宽的城市，达到了14.64米，是东京的3倍。但城市路网密度却低于大部分国际都市，核心区域的密度更不及东京的五分之一。
这种规划把城市割裂成若干个封闭的区域，居民更倾向于使用交通工具出行。笔直宽阔的道路上车流量看似很庞大，但人们往往把心思和精力花在了驾驶上，并不能给道路两边的小商铺带来多少消费力。
而上海就不同了，近代上海开埠后的道路设计风格保留了下来。你看现在武康路、安福路、巨鹿路那些网红路，基本都是窄路，且路口很多，行人很容易走街串巷。道路两旁又遍布着富有特色的小店，常常能够吸引人进店消费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，就奠定了上海个体工商户数量反超北京的基础。
其次，过去几年，北京一直在治理城市街面秩序。那些由胡同构成的老街区，曾经聚集了许多零售、餐饮小商户，在大力整治“开墙打洞”之后，虽然街面更规范化了，但无形之中也失去了一些烟火气。
于是，在城市规划和政策空间的双重影响下，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个体工商户生产、经营所得缴纳的个税差值，从2017年的48亿扩大到2021年的162亿，五年时间里涨了3倍。两地差值占个税的比重，也从40%扩大到了55%，是所有项目中占比最大的。2018年和2020年该数值甚至还一度飙升到70%和79%，成为影响个税差距的关键要素。
再来看看财产转让所得。
2017年的个税中，北京的财产转让所得为128亿元，到了2021年减少至104亿元。而上海则从127亿元飙升至194亿元，将近北京的两倍。
两地的差值占个税差值的比重，更是从-1%，一路攀升至31%。
财产转让所得，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、不动产、机器设备、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。
这是不是意味着，上海的财产交易要比北京活跃得多？
我们先从不动产交易数据上找答案。
2016和2017年，上海和北京的二手房交易量差距并不大。但从2018年开始，上海的二手房交易量开始反超北京。
从2018年到2022年，上海的二手房交易量分别比北京多出21%、55%、78%、46%、26%。
其中，2020年是最为疯狂的，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达到了北京的2倍多，比后者多出了近14万套。
由于成交更猛，上海房东们的财产转让所得对个税的贡献自然就水涨船高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在过去两三年的房地产不景气中，为啥同样是人口超两千万的超大城市，GDP也相差无几的情况下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相对于北京更为坚韧，房产交易比北京人多出那么多呢？
可能穿透到背后，是因为相比帝都，魔都还有国际金融中心、国际贸易中心、国际航运中心等经济地位的加持。在经济下行周期里，资本对上海房产更有信心一些。
个税差距扩大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海商界迎来了一波“接班潮”。
民族资本一直是上海的最大财富，缔造了黄浦江边上的经济传奇。一批又一批的实业精英在这里白手起家，赤手空拳打造起自己的商业帝国。
当年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商人，如今已经逐渐迈入花甲和古稀之年，自家庞大的商业帝国，自然要交棒给年富力强的下一代。
通过公开资料梳理，笔者发现，从2015年开始，上海民企100强名单就已经有7家企业进行了二代接班，更别说还有其他很多没有进入公开视野的中小企业。
2015年，上海龙宇燃油交棒给儿子刘策。2017年，万向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去世，其子接棒。同年，水星家纺的董事长意外去世，其弟接棒。春秋国际旅行社也是在这一年完成了二代接班。2018年，宝龙地产进行了二代接班。
在这股浪潮之下，上海滩上一个个90后企二代开始冒头，比如万丰锦源控股集团的90后总裁吴锦华、申科股份董事长90后何建南、上海顺灏诞生了A股公司唯一一位95后董事长等等。
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上海滩的风骚又有了新的篇章。由于股权、财产转让动作频频，其贡献的个税自然也就更多。
那么，为何这股换代的浪潮，没有席卷京城呢？
这与两地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。
第一，从上海和北京的行业生产总值构成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北京更倚重金融业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，比重分别为19%和16%。而上海则更加倚重工业，占比高达25%，金融业次之为18%，批发零售则占13%。
在全国500强上市公司名单上，共有43家来自信息技术行业，其中就有22家来自北京，上海只有5家上榜。北京已经成为妥妥的中国互联网第一城。
上至京东、美团、百度、小米、微博、金山软件、汽车之家等大厂，下至数以万计的产业供应链上的配套中小企业，北京的民企队伍中新兴产业的势力越来越强。可见，北京的信息产业对经济贡献更大。
与制造业、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不同，新兴行业的创始人大部分都比较年轻，宝刀未老的他们还没有到要退居二线的时候。
因此，有New money加持的北京，相比手握Old money的上海，谈企二代“接班潮”还为时过早。
第二，在规模以上经济单位中，上海57%的人在民企上班，36%的人在外企上班，2%的人在国有单位上班。相比之下，北京全市法人单位的就业队伍中，竟然有高达16%的人在国有单位上班。
这从侧面印证了北京的央企、国企体量之庞大，公有制经济之发达。国字头的企业，掌门人属于***委派，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，而非企业创始人，所以在退休接班的过程中，并不会像上海那样出现财产转让的情况。
一边是二手房交易相对较大，另一边则是企二代陆续接班，在一次又一次的财产转让中，上海人所缴纳的个税远超北京。
上海和北京，一直都是全国个税贡献最多的两个城市。
2022年，上海的个税收入2410亿元，北京为1961.5亿元，远超深圳的1285.4亿元，杭州的590.5亿元，广州的514亿元。
应该说，这个排名并不意外。但下边的这个数据就很令人吃惊了：
2022年，上海GDP是4.46万亿元，广东是12.91万亿元，上海只有广东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一。但是论个税贡献，上海却几乎比肩广东，傲居全国第二，竟然是广东整个省的96.4%。
光是上海一个城市，个税贡献比广州+深圳+佛山+东莞+珠海这五个广东城市的总和还要多。这说明了什么？
魔都就是魔都，是中国最令人着迷的地方。
个税贡献高的背后，是一个个扎根上海的先进产业布局，从上到下牢牢拿住了产业链顶端的红利；是一批又一批高端人才聚集于此，所形成的一个超级庞大的中高收入阶层。
长江奔流向海，生生不息，造就了上海的广阔腹地。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也是创富效应最大的城市之一。
当大分化时代来临，舆论撕裂，信息泛滥。你缺的不是信息，而是专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。